刘家榘（1922-1968），字国豪。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吴航街道汾阳东安里人，生于1922年。初入吴航二等学校（今长乐师范附属小学），1933年，与堂叔刘传霄赴缅甸仰光，入缅甸华侨创办的初中学习。1935年初中毕业即考入仰光公共卫生医务专科学校学习。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1938年5月15日，缅甸华侨抗日救国筹赈委员会，在仰光成立华侨救护队，刘家榘与其堂叔刘传霄毅然放弃学业，参加缅甸华侨抗日救护队。经过为期100天的战地救护培训,学习了简易的生理解剖、药物常识,重点掌握了止血、包扎、固定、搬运等战场救护技术等。50名爱国华侨青年组成的救护队，队长陈雅云,副队长李伯桂。8月15日,刘家榘随着其堂叔刘传霄坐轮船，踏上归国抗日的征程，经新加坡,抵达香港,受到港九各界同胞手持鲜花夹道欢迎。队长陈雅云在香港购置药材,延宕至武汉失守,救护队仍滞留港九。队员们心急如焚,强烈要求迅速启程共赴国难。陈雅云无奈,只得率队乘船赴广州，全队人马和药材尚未抵达广州，10月21日广州沦陷。队长陈雅云应广东省主席余汉谋之请，想将救护队留在广东。由于旷日持久的拖延和等待,造成药品器材及财物丢失,队员们悲愤交加,有的要求发放路费和护照,自行参加抗日;有的要求就地解散各奔东西,自谋生路;还有的要求集体重返缅甸。

　　赴朝红十字服务队胜利归来

　　时广东惠阳前线我方与日寇激战,伤亡甚多。中共香港办事处提出派人紧急救援。可是队长陈雅云却说什么目前全队思想混乱,药品器材又全部抛弃了,实在难以开往前线。队员们一听,坚决表示立刻奔赴前线,决不在后方消磨时日,都愿意参加战场救护,随即过海赶往深圳。在深圳,中共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队长曾生接见了救护队。简要介绍了前线的战斗情况,提出伤兵救治和安置等具体要求。救护队按照原先组建的三个分队开展工作:第一分队沿广九铁路北上,一昼夜在铁路两侧发现百余名伤员,轻者经包扎处理按指定方位自行转移,中度伤员急救后派人处理,10多名重伤员请民工用棕床、门板、藤椅等抬至中共领导的东江纵队第一战地医院。第二、第三分队亦在深圳以北地区展开战场救护工作。根据医院的要求,救护队对50多名伤病员精心治疗和护理。

　　当时东江纵队医疗条件极差，一缺医生护士，二缺药品设备。华侨救护队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住的茅草房，点的菜油灯，吃的缺油少盐糙米饭，队员们各尽所能,分工合作,抢救护理，注射疫苗，防疫治病，灭虱治疥,使很多伤病员得到救治。日伪很快得知深圳除伤病员外,无战斗部队,便兵分两路向深圳合击。东江纵队获得情报后通知医院、救护队和伤员立即转移，救护队连夜将全部伤病员转移至山界前,由驻港办事处组织华东医院转运至香港继续治疗。尔后,救护队撤过界河,在英界上水镇边一座空庙里,以禾草铺地和衣而眠,以解疲累。日军进入深圳后,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洗劫一周方罢手撤走。救护队第一分队率先重返深圳。接着,其他分队相继赶到。敌人的兽行令人发指，队员们用一整天时间,才把被日军杀害的几十具腐烂发臭的尸体抬到野外掩埋,并对所有饮用水进行检查消毒，有些队员由于劳累过度和污染中毒病倒了。在深圳清理尸体后,全体队员由英界上水镇返回第一战地医院。

　　在短暂休整中,队员们谴责了队长陈雅云借故延误北上时机,滞留广州,违背上级北上抗日指令,使公物丢失将尽,并险些当俘虏,到江门后又擅离职守,弃队回故里,引来数人冒名进入救护队等等不轨行为。全体队员和陈雅云进行了昼夜辩论,结果导致全体闽籍队员由副队长李伯桂带领奔赴香港,救护队陷入分裂局面。后来,李伯桂从红十字会香港办事处获悉另一部分队员从南头回来,便带队友们前往探望,相互介绍了办事处已批准救护队北上抗日的决定。缅甸华侨东江纵队战地救护队合并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委员会。

　　1939年1月3日,缅甸华侨救护队从红十字会香港办事处领了路费和介绍信,由香港乘船赴广东汕头,在一小客栈休整三天后便徒步北上了。走了一段路休息时,从汕头方向开来三辆大卡车,是广东省卫生厅运药品赴韶关的,经交涉,押车人员同意队员们搭车。为防敌机空袭,汽车昼息夜行,道路崎岖不平,颠簸前行,经五昼夜才到韶关。在韶关火车站,有幸等到一列北上的闷罐车,队员们上了车。本来只几小时的路程,却行驶了两昼夜。到了衡阳,有三名体弱的队员因冻饿交加,下车后竟然无法行走,同伴们连背带搀地才出了站。就这样,队员们时而乘车,时而步行,忍饥挨冻,艰难地向西前进。救护队冒雨在湘桂路上除了坐车外,徒步走了约20华里,到达目的地红十字总会时已是黄昏。总干事林可胜对救护队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让总务部送来了内衣、制服、大衣、棉被褥等。第二天,红十字总会又发给救护队员每人一套红十字会服装和50元生活费。

　　春节后,红十字总会办公室写信介绍救护队去祁阳一三七伤兵医院,参加卫训班学习。刘传霄等奉命乘一辆美制福特牌专车，同总部队的二三十辆这种车组成的队伍，沿湘西山路，辗转桂林、南宁、柳州等地，抵达贵阳图云关（救护总队的新址），被编入中国红十字会主办的战时公共卫生人员训练班学习。

　　1939年2月28日，时任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将军到贵阳视察。3月18日下午，冯玉祥在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总队长兼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主任林可胜的陪同下视察红十字会工作。陪同接待冯将军的还有流行病学专家施正信（卫训所防疫组主任）、环境卫生工程师过祖源（卫训所环境卫生工程学组主任）等。林总队长等向冯将军介绍中国红十字会救护人员在后方受训和前方办理医疗卫生、卫生防疫、环境卫生、灭虱、淋浴、治疥等工作。冯将军还到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观看环境卫生组安排的一些野战区环境卫生设施，如饮水消毒、钻空厕所、简易灭虱器等，并询问当前士兵们患些什么病，哪些问题比较严重，林可胜、施正信、过祖源等根据红十字会派驻在野战区的医疗、护理、防疫、环卫等队送回的工作报告，向冯将军做了汇报。

　　当时军医院住院士兵大多是病兵多伤兵少，病兵中最多见的病是痢疾、腹泻、伤寒等肠胃传染病。这些传染病主要是细菌污染饮水、食物而引起的；其次是虱子传染的斑疹伤寒。尤其是北方气候寒冷的地方，士兵个人卫生差，衣服不常洗，身上长虱子长疥疮，引起伤寒病的传播。

　　冯玉祥对林可胜总队长领导的救护总队开展的“灭虱、洗澡、治疥”计划给予“点赞”，并对红十字会用木板做的可以拆开搬运的简易灭虱器的操作使用加以细致的检查和详细询问。回答冯将军询问时，过祖源工程师还汇报了驻地环境卫生方面需要注意的4个问题：保护饮用水源卫生，加强水质处理，改良水井和抽水设备，重视饮水消毒；修建厕所妥善处理利用粪便和污水；修建焚毁炉和垃圾堆放场，防止蚊蝇滋生；修建灭虱、淋浴、治疥站，防止传染病，加强卫生保健。视察结束后，冯将军即席向在训学员“讲演”，勉励他们努力学习，应用新的知识，更好地为伤病士兵服务，为抗日战争胜利做出更大贡献。

　　冯玉祥向林可胜总队长提出派医疗队赴西北服务。因为刘传霄、刘家榘等人原来在缅甸公共卫生医务专科学校就是学过两年的医务专业，又有在东江纵队从事战地护理，被抽调入第五十四医疗队任医护员，刘传霄等随冯玉祥将军开赴西北。

　　当时西北前线缺医少药，伤兵得不到及时的医护，往往轻伤转重，重伤致死，造成不应有的伤残与死亡，严重影响了士气和战斗力。刘传霄、刘家榘等第五十四医疗队到来后，情况有所改进，伤兵运到后，及时加以医治，轻伤者医治痊愈即重返战场，重伤员则经过紧急处置后，转移到后方医院。同时，怀着对抗战官兵的深挚感情，积极做好部队本身和部队驻扎乡村的环境卫生宣传与示范工作，刘家榘随着其堂叔刘传霄，负责战地营地供水、排污和灭菌工作，预防水传染病与肠胃病，从而减少了传染病，改善广大官兵的健康状况，增强部队的战斗力，起着积极的作用，体现拳拳爱国之心。

　　1940年底,其堂叔刘传霄等27人奔赴延安，刘家榘等23名队员留在西安救护队。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抢救伤员和指挥战场救护,进行战地治疗工作。为抢救伤员生命,在战场上,不怕牺牲,英勇顽强地开展救护工作。

　　1941年6月，刘家榘奉派从贵阳到重庆，入国民政府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联合训练所”第三期军医班受训，结业后又回到西北。

　　1942年5月，刘家榘因病辞去军职。11月，刘家榘转任河南省卫生处充任医佐、专科医师。

　　1943年10月，刘家榘调任河南省宝丰县卫生院医师兼河南省立战区师范学校校医。

　　1944年9月16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即席演讲称：“国家在此紧急战时关头，要先其所急，使知识青年效命于战场，因为知识青年有知识，有自动判断的能力，队伍中增加一个知识青年，就不啻增加了十个普通士兵。”他号召全国知识青年积极从军，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10月2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办法》等法规，规定知识青年(男性)年满18岁至届满35岁者，受中等以上之教育或具有相当知识程度者，体格标准符合条件者，均得志愿参加；数额暂定为十万人。13天后，教育部也出台《志愿从军学生学业优待办法》，不仅对从军学生一律保留学籍，而且还对从军学生退伍时做出了免试升学、减少学期、优先录取等优待办法。为鼓励学生从军，一些国民党及政府官员带头送子女从军。学生青年投笔从戎成为当时一大潮流，出现了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知识青年报名参军热潮。“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响遍国统区。11月初，刘家榘在河南省立战区师范学校再次报名参加国民党陆军青年军军医，12月由河南经湖北入四川万县，承担着救护前线伤病员、为前线培训战地医护人员和环境卫生工程人员的重任，为抗日战争做出了卓越贡献。1945年2月，在四川万县由暂编第56师（师长覃异之，下辖第610团、第611团、第612团）为基干改编青年军第204师，刘家榘充任第2旅612团充任军医。1945年8月15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刘家榘因不满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以自己有轻度心脏病，请长假脱离青年军，到陪都重庆，转任军政部医防大队军医。

　　1946年4月23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以国民政府即将还都南京，决定在重庆恢复国民政府主席重庆行营。5月5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刘家榘随国民党当局到南京。随即调任汉口工作，10月奉派入武汉陆军医院接受为期两月的检验科目训练，并在该医院实习三个月。

　　1947年4月，刘家榘离开军界，到河南省泌阳卫生院任医师。8月，刘家榘任河南省泌阳卫生院院长。

　　1948年初，刘家榘因病辞职休养，病愈后任国防部联勤总司令部医防大队军医。

　　1949年6月，随解放战争的推进，国民党军队在国共内战战场接连遭到惨败，国防部联勤总司令部医防大队改编为“医防总队”，刘家榘任“医防总队”军医。10月，刘家榘随“医防总队”在贵阳一带负责防疫工作。11月初，第二野战军五兵团解放军第16军突破敌黔东防线，11月14日解放贵阳。11月23日，国民党军第275师师长陈德明，率部2800余人在贵州安底起义。起义后部队编入人民解放军遵义军分区。12月10日，国民党第19兵团副司令王伯勋、第49军军长王景渊，率部3.1万余人在贵州省普安、毕节、兴仁地区起义。起义部队经过整训后，编入贵州军区部队。12月18日，国民党黔西绥靖公署独立第2师师长罗湘培、独立第4师师长马坤，率部6700余人，在贵州水城起义。12月19日，国民党贵州省独立第3师师长程朗奎，率部3700余人在贵州兴仁起义。国民党“医防总队”改编为解放军贵州军区卫生部防疫队，刘家榘奉派入政治学校学习，一边政治学习，一边工作。1950年1月，政治学校结业后刘家榘任解放军贵州军区卫生部防疫队医生，负责贵州军区卫生部总门诊所的诊病治疗及防疫工作。

　　1951年2月,解放军第16军离黔北上，准备入朝作战。7月7日，抽调90个建制排共3646人，组成两个团，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9月，刘家榘响应号召随第16军第47师入朝作战，被派到第16军卫生处卫生教导队任医务教员，负责训练自愿军第16军部队医务人员及司药人员，为前线培训战地医护人员和环境卫生工程人员，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

　　1952年3月，刘家榘因气候寒冷，积劳成疾，心脏病发作，回国住院休养。8月，出院后上级批准转业，刘家榘回长乐医院工作。

　　长乐县金峰卫生院

　　1953年，因工作需要，刘家榘调到金峰镇卫生院任负责人，一边负责金峰卫生院日常行政工作，一边从事医疗工作。以其精湛医术和热情受到当地群众钦佩与赞扬，当时长乐有“南（古槐）有跛脚仙，北（金峰）有刘医仙”。

　　1968年去世，终年46岁。

　　（作者 刘传标）

　　最近应省侨务部门之请撰写红色历史，其中有汾阳东安里刘传霄和刘家榘两位南洋华侨回国抗战，刘传霄赴延安；解放战争时期，刘家榘在贵州参加起义，参加解放军并参加抗美援朝。——作者

　　重要更正：上期刊登《国难当头，爱国华侨回国赴前线！(一）》中的“刘心榘”应为“刘家榘”，特此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