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上天眷顾母亲还能健在的话，她老人家今年63岁了。

　　母亲生于1952年农历正月十七，是外婆生育的最小的孩子。据说外婆总共生育了七、八个孩子，但其他的都夭折了，只有母亲一人存活了下来。

　　母亲是外婆的唯一，外婆爱母亲是爱得出了名的，典型的含在口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基本上是不要母亲干什么重活累活的。当时外公在村里当了一个小官(好象是保管员之类的)，家庭条件还不错，母亲便获得了读书的机会。母亲小时候长得蛮水灵可爱的，天资还比较聪颖，在班里成绩不错，一直顽强的读到了初一的样子，能识一些字，算当时村里不多的知识女性了。

　　十六岁那年，母亲嫁给了我十七岁的父亲。父亲有五兄妹，家里劳动力较多，属大户人家，据说家风还比较淳朴，加上父亲也长得人高马大、五官端正，这也许是外婆同意这门婚事的主要原因吧。后来看到他们的结婚照，也还称得上男才女貌的。

　　父亲在家排行老大，父母婚后不久就与爷爷奶奶分家而住、自立门户了。据母亲讲，在分家时，父母分到了一副碗筷和一些简单的日常用品，然后搭建了一间茅草屋，就开始了他们清贫而应该幸福了一段时间的小两口岁月。在母亲的回忆当中，只有一个境头能在苦涩辛酸中找到一丝丝美好，那就是有一次天下大雨、刮大风，屋内下小雨、刮小风，为了不让房子被风刮走，父亲趴到房顶上，用自己的身体压着茅草房，母亲便在屋内跑来跑去用东西接漏，所有能接雨的锅碗瓢盆桶都派上了用场，但还是连放下一张床的干地方也找不到。艰难的日子就这么艰难着，当母亲生我哥时，我奶奶也刚生下我最小的叔叔。

　　从我记事起，父母的感情就不怎么好了。母亲是一个比较精致细腻的人，喜欢看一些书报，讲卫生和整洁，总是把家里和我们几个孩子身上收拾的干干净净。父亲读了小学毕业，曾当过大队的会计，尤其计算土地田亩的速度让那些没读过书的农村汉子佩服得很，有一身过人的力气，但他大大咧咧、不拘小节，也有些农村男人所惯有的不良习惯。因此，母亲经常抱怨父亲，说父亲早上起床后忘记关好蚊账让蚊子进去咬了晚起的母亲和孩子，说父亲太爱打牌太爱在外面玩太不顾家里的老婆孩子，说父亲太爱喝酒太容易喝醉一喝醉就说错话做错事，总之，越到后来，抱怨越多，几乎是一天一小吵，三天一大吵，也不时动一下拳脚。母亲很瘦弱，体重只有七、八十斤的样子，但她很好强，在父亲面前从不服输，动起拳脚来当然吃亏得多，我们放学回家后经常看到她鼻青脸肿的，让人心痛不已。

　　在我八九岁的时候，有次放学回家，我看到父母在厨房里灶台前放柴伙的“柴窝子”里面扭在一起，我吓得要命，赶紧去叫邻居过来扯架。那场战争的结果也是母亲伤得几天睁不开眼吃不了饭，但父亲也象往常一样掉了几颗纽扣、胸口留下几道血印。还有一次，我记得那天是过年的晚上，母亲带着我们三兄妹在家等父亲回来，夜很深了，父亲还在离我家一河之隔的一个朋友家里打牌，我记得母亲来到河边的大堤上，点着父亲的名字大骂，后来父亲好象是回来了，但那个年可想而知过得冷冷清清、索然无味了。

　　母亲将当年外婆对她爱转给了我们几兄妹，怕我们没吃饱，怕我们没穿暖，怕我们在学校受委屈，她的爱全部都倾注到了我们的身上。她经常讲和父亲感情不和，也多次提到离婚，还无数次问到他们如果离婚我们跟谁的问题。我们也不愿看到他们经常相骂和打架，也赞成他们离婚的，我们还说：“只要你们感到幸福我们几姊妹也就幸福了。”但最终父母还是没有离婚。现在想想，母亲也许一直在离婚与不离婚的边缘徘徊与挣扎着，因为舍不得我们几兄妹，再加上离婚在当时的农村是一个新鲜和离经叛道的名词，母亲还没有冲破世俗压力和阻力的动力和能力。

　　我读初二的那年元旦节，母亲终于彻底崩溃了。我记得那天我和她一起去参加表哥的婚礼，母亲还叫我向那个写人情薄的人学习写毛笔字，电视里正播放连续剧《婉君》，在婚礼上，母亲见到了我表哥的长年在外漂泊也想和他母亲离婚的父亲，他们进行了一次长谈。我不知道他们具体谈了些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母亲从参加完婚礼回家后就开始神志不清疑神疑鬼胡言乱语了，慢慢的不认识亲人和熟人了，后来除了我们三兄妹外见人就骂，见人就打，不管天晴下雨一个劲的要往外跑，但母亲是认识我的，母亲从来没有骂过我，更没有打过我，我们也请了医生为她治病，还信了迷信，但一切都于事无补，母亲病得越来越重，越来越不清醒，人也越来越瘦，只剩下了皮包骨。

　　第二年春节过后的一天，刚下过雨，母亲突然说哥哥出事了，她要去看看，而哥哥就在不远的一个小镇上上班，并且刚刚回家探望过母亲。在我家旁边一条小水沟边，我使劲拉住她求她不去，她使劲让我放手求我让她去，我们母子俩僵持着，谁也拉不动谁，最后她还是挣脱我的手走了，我看着她在泥泞的乡间路上毅然决然离去的背影，除了流泪还是流泪。

　　一年后，我考上了中专，吃上了国家粮，实现了母亲和家里人多年叫我“越农门”的期盼，但病中的母亲没有明显表现出我想象中的喜悦。我离家去远方求学了，留下母亲一人在病中熬着。寒假回家，母亲问我到哪里去了，她断断续续的跟我讲，说她很长一段时间没看见我了，便出外找寻她最小的儿子，她独自一人走啊走，不知道走到什么地方，在一片乱坟中看到一块墓碑，以为是长眠的她最钟爱的儿子，便抱着那块墓碑哭啊哭的，又不知哭了多久后不知什么时候不知怎样走回的家。我亲爱的娘啊，在那时候，我又怎么能告诉您我上学的地方呢。唉，现在想想，母亲在病中所牵挂的依然还是我们几兄妹，这就是母爱啊!

　　三年后我从学校毕业上班了，过年回家的时候，我用微薄的工资给母亲买了一件棉衣和一双毛皮鞋，这是我送给母亲唯一的礼物。

　　1997年正月十五，我在县城朋友家里过元宵节。朋友告诉我看见母亲了，我远远的看了一下，的确是她老人家熟悉的身影。但我不以为意没放在心上，因为母亲到处闲逛是她那几年的家常便饭，谁料到，这远远的一瞥竟成了我看到母亲的最后一眼。

　　1999年上半年，叔叔电话告诉我有了母亲的下落，并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我很欣喜的按号码打过去，接电话的是望城县派出所，派出所讲母亲到了他们那里，她清楚的说出父亲及我们三兄妹的名字和家庭住址，并说她是走亲戚迷路了，派出所为母亲捐了一些钱后，母亲执意去了长沙方向，这已经是好几天前的事情了。原来，派出所听到母亲的住址后，与我们县里联系，县里再与乡里联系，乡里与村里联系，最后才联系到我。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得到过有关母亲的任何消息。

　　娘啊，您现在在哪里呢?我在有生之年还能见到您的有生之年么?

   （作者  寒江独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