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时下媒体上使用频率最高的字、词——梦、我的梦、中国梦。有的媒体还举行我的梦征文、征集线索活动，很是热闹。这个很时髦的“梦”，不是《梦的释义》说的“由迫切的生理需要——例如饥饿、口渴、性欲等——所引起”的在昏睡中产生的潜意识幻觉，而是在清醒时候人的心理上的一种追求，一种向往，一种期盼;无关弗洛伊德。

　　人皆有梦。只是身份不同，所处社会地位的差异，各人的梦就千差万别。居庙堂之上的王公贵族，朝思暮想的是江山社稷、美女佳人、荣华富贵;卷缩在桥洞之中、屋檐之下的乞儿流浪汉，祈求的是遇见贵人赐给衣食，渴望有人恩赐温饱。

　　所处环境可决定自己梦的境界是高远还是卑微。

　　可是也有例外。人的向往和追求可以天马行空、想入非非。我们这里过去有一句俗话“噬都糊不像也想仓前山番仔婆”，嘲笑吃都糊弄不来的人却想泡仓前山的洋妞。其实，无论有什么样的梦，在追梦的过程中，只要不违法，不危害他人，不影响公序良俗，都无可厚非。当前媒体上许多人都在说梦，凑个热闹，不妨我也晒晒自己的梦。

　　(二)

　　我早年就有个梦，一个法学梦。对之，“进，吾往也”，如影相随地搅拌着半辈子。

　　少时对“法”产生兴趣，是缘于听一些讼师的故事。

　　自幼混迹于市井，识得几个字的生意人闲时就爱讲一些有文化味的段子。说一讼师将“用斧伤人”的“用”字底下加一个勾，成了“甩斧伤人”。就这么个小动作，变故意为过失，行为人的罪责就轻了许多。还有一故事，说的是一寡妇欲再醮，族人阻挡官府不允，妇请讼师具状曰：“翁无姑，叔无妇，屋如蜗壳，吾宁破节，不可灭伦”，知县接状批曰：“准于改嫁，擒拿讼师”。

　　这类讼师故事给少年的我很深影响。之后又看了一些介绍名人或名人写的书，比如“七君子”中的沈钧儒、史良等人都是著名法学家，史良当律师打赢一场官司，当事人送她一幢别墅。对这样的名人，我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也因此对法学、对与法有关的问题，有了懵懵懂懂的兴趣。

　　(三)

　　从兴趣开始，产生一种向往，有一种追求。

　　79年出台《刑法》、《刑诉法》，随后审判“四人帮”，82年颁布《经济合同法》，83年“严打”……“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与法同行的步伐在加大。80年代初期，上海出版《法学》刊物，我订阅了一份，从此与它结下不解之缘。

　　《法学》是上海出版的一种较为权威的纯法学理论期刊。当时，对其中的文章，我读得似懂非懂，但读得兴趣盎然。由此产生了强烈的求知欲望，其它报刊上凡与法律有关的文章，拉拉杂杂的都读。读了才知道它的博大精深，知道是一门学问。梁启超说：做学问不要问为什么，不为什么，就是为我兴趣，为学问而学问。我不是做学问，仅仅对它兴趣而已，解惑释疑，顿开茅塞，聊以自慰——不要想歪了，非自渎——自学自足，压根没想要掌握了以后靠它谋稻粱，更不敢有以它混花翎顶戴的非分之想。

　　寒来暑往，世易时移，没想到就与司法结缘。

　　(四)

　　缘份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东东，不经意之间，让我的梦几乎成了现实。

　　80年代后期我进入新的部门工作。

　　到新部门，不是因为在法律专业上有什么特长被发现，而是文字涂抹匠的特点而承蒙错爱促成行业转变。

　　进入门槛，与法只是有了近距离。我的专职还是文字秘书，不在一线从事业务，与法还不是零距离。后来，距离才慢慢拉近;这是之后的事。

　　入行才几个月，我随领导下乡调查，写成一篇调查报告，单位署名，作为调研文章送到上一级主管部门，又被转送省级主管部门，在内部发表，随后《法学》、《民主与法制》都在内部刊上刊出。因为内容是涉及海峡两岸的法制，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只供内部交流之用，不公开发表。(未完待续)

　　(作者 阿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