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进士贯穿中华一千三百年的科举时代。这十万莘莘学子，是一支浩大的读书大军，他们跨过四书五经，越过长江黄河，横亘于中华巍巍民族脊梁之上，骄傲着一代又一代读书人的心田。一直到二十世纪初期，一声悲鸣，定格于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十万声叹息之中，只留下绵延不尽的故事，与演绎不断的评说。

　　小小一个农村小县，在十万数据之中一举拿下百分之一的大观。这是农耕小县的神奇，又是这片土地的魅力。二十一世纪的阳光照耀在九九八十一级花岗岩台阶上，发出熠熠光芒的同时，也给探索奥秘者留下痴痴的沉思。

　　余秋雨在“十万进士”一文中写道：

　　科举制度在中国整整实行了一千三百年之久，从隋唐到宋元到明清，一直紧紧地伴随着中华的文明史。科举的直接结果，是选拔出了十万名以上的进士，百万名以上的举人。这个庞大的群落，当然也会混杂不少无聊或卑劣的人，但就整体而言，却是中国历代官员的基本队伍，其中包括着一大批极为出色的、有着高度文化素养的政治家和行政管理专家。没有他们，也就没有中国历史中最重要的一些部位。

　　余氏在该文中，更多的篇幅还是批判封建科举制度的“荒唐”和“凶残”。他还引用了张之洞的奏折：

　　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各国。

　　在“强邻环伺，岂能我待”的呼声中，一九0五年科举废止了，从而许多新式的学校应运而生。

　　封建科举虽然被《范进中举》和《孔乙己》式的遭唾骂与批判，但毕竟也是一种公正、公开、公平的竞争举措。即使有许多弊端，还是为国家选出了许多出色的人物，如状元中的王维、柳公权、贺知章、张九龄、吕蒙正、张孝祥、陈亮、文天祥、杨慎、康海、翁同和、张謇、陈文龙等一大批历史舞台上的佼佼者。

　　直至今天，推行素质教育多年的今天，许多考试选拔仍然使用。我想，接受知识与应付考试，这本身也就是一种素质，也包括心理素质。当然，许多东西需要改革，需要完善。社会发展需要各类人才，高考只是选用人才的一个环节。正如一个高考举国优秀的学校校长在介绍经验时说：我们不过是培养了一大批考试高手，还不能说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这是多么中肯的呵。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的荣耀一去不复返了，“鬓毛洒尽一枝桂，泪血滴来千里书”的悲剧更成为一段历史，迎来的是新世纪的阳光，以及跨世纪人才的激烈竞争。那些曾经的辉煌，已成为艺术的演绎与史书中一个巨大的感叹号。

　　长乐，这个吉祥而又幸福的名字，历代以农耕与诗书相伴。世世代代的父老，以农耕来养家糊口的同时，忘不了子孙的诗书，希望从中原来，又回到中原去。这一循环是一个漫长而又艰辛的历程。从中原来是为了寻找一方乐土，是寻找一片适合于农耕而自给的土地。安居下来后又想在政治上回归中原，走上中原的土地，甚至中原的社会大舞台。林慎思是这样走来的，他筑庐山中，十载寒窗，五兄弟相继登第。他实现了回归中原的愿望，并成为八闽第一思想家。虽然他的结局是悲哀的，然而，封建时代多少文人士子不如此?南宋的陈文龙也从姚坑的明教堂中走出来了，成为一代状元郎，何其荣耀。他同样步林慎思后尘，在封建卫道士的光环下尽忠报国。历史与长久的儒家思想，成就了他们爱国与民族英雄的荣誉，并在民间传为美谈。因此，家乡的展馆中，也留下一页浓墨重彩。

　　长乐，如乡贤陈凯歌所言，在他走南闯北的电影拍摄历程中，能像家乡这样重视文化建设是少见的。的确，这是一个传统，是执政者的文化情结。唐朝，长乐在夫子庙中建立学宫，后来的书院更是举不胜举。吴航书院、东溪精舍、鳌峰书院、明教堂、德成精舍，这里走出了中国百分之一的文化精英，和十一位的状元，走出了古老家园的积淀与厚重。

　　诗书吴航，有了诗书，社会就文明。有了诗书，人民就懂得大爱。漫步进士馆的每个角落，让人感受到封建时代科举的氛围，以及许多科举制度的历史知识，还可以领略到家乡祖祖辈辈的先贤俊秀，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的进取与励志的风范。进士馆的图文融入的是大爱，氤氲着千年古邑的文化气息，昭显着许许人格的光辉。

　　阳光恣意地洒落在身上，微风轻漾，身上暖呼呼的，心中更是激荡着难以抵挡的即将来临的春意。

　　(作者 林秉杰)